这样来看，隐蔽议程的诱因就可以类分为特质性、机制性、主体性、制度性和系统性等方面。

图1 现代政策过程中的隐蔽议程诱因类型学

（1）特质性诱因从社会问题本身的特征及其利益纠葛性来探究议程隐蔽化的缘由，也就是要分析当一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后易于被人所遮蔽、为决策者所忽略。（2）机制性诱因从该问题的触发机制的影响范围、程度、新奇性以及触发机制与政策过程参与者的结合程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被过滤、遮蔽和忽略的原因。这个视角引导我们从作为问题与政策间的桥梁的“触发机制”的角度来分析议程否决的潜在因素。（3）主体性诱因从政策参与者的理性程度、利益取向、权势对比的角度来解析隐蔽议程的成因，具体类分为个体性诱因和集体性诱因，前者从个体间的利益权衡、资源的多少来展开，后者则关注为什么在社会问题面前会出现大量的“集体性失语”的情形。（4）制度性诱因从机构设置与制度设计两方面来探寻隐蔽议程的诱致性因素，这两个角度让我们发现大量的社会问题被忽略、遮蔽不一定是人们有意识的结果，或许是组织结构设置和制度设计的无意识产物。（5）系统性诱因则从政策环境与决策情景的角度来探究议程隐蔽化的环境因素，即研究在什么样的政策环境下人们倾向于且有能力将问题扩算至公共领域和政策论辩场。

3.隐蔽议程的形成方式

隐蔽议程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与隐蔽议程的成因息息相关，但不尽相同，前者属于根源分析，后者则注重手段。Bachrach和Baratz等认为隐蔽议程主要以下述方式产生：（1）存在着运用暴力阻扰需求进入政治过程；（2）运用权力阻止问题的发生；（3）规则或程序可能用来扭曲决策者所不欢迎的问题；（4）重塑现行的规则和程序，也会阻扰问题顺利进入政策过程。[25](P35-38)这些方式多在议程设置和具体的决策环节中进行。但实际上，在问题界定、方案设计和政策执行等环节也有其制造隐蔽议程的方式。这包括：（1）问题归类失当也会造成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譬如一条缺乏科学论证的交通规则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引发了一系列交通事故，但交通部门却将这些交通事故归责于路面状况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的真正问题（不科学的交通规则）就会被决策者所忽略。（2）政策方案的设计不当。这典型地体现在实质性问题的象征性政策回复上，即一个问题原本属于需要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和财力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但却仅仅以象征性的价值宣导来处理。（3）政策决策与执行环节的目标置换。在决策环节上，“目标置换意味着政府决策在形式上是朝着解决当下问题走的，但实质上运用潜规则将目标予以置换。那些被置换了的目标即成为隐蔽性议程。”[26]而在执行环节上，政策执行形式上是朝着政策方案所设计的解决问题的方向进行，但却在具体操作中背离了政策的精神。譬如有学者就发现，在中国的政策执行中存在非常严重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倾向。[27](P167-186)在一些行政控制不是很完善的项目上，那些具有行政裁量权的一线官员会为了其他利益而搁置、转移政策重心。

4.隐蔽议程的政治影响

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隐蔽议程，即有意识遮蔽和无意识忽略而形成的隐蔽议程，但它们具有共同影响：隐蔽议程的存在意味着社会问题被人为或者无意识地从政策议程中过滤掉，民众中间存在着广泛的“隐蔽的不满”。这种对政府、对执政党和对社会的“隐蔽的不满”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和影响：（1）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谈到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时存在严重的能力缺陷。为什么呢？因为议程设置过程已经被私人利益所操控，被蓄意曲解或者因为对某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忽略而使议程设置的科学性大打折扣。（2）它意味着权力流失在政府之外，或流失在政府周围。在此情形下，也就出现了Bachrach和Baratz的研究所揭示的，权力的一面（促进或缩小议程范围的权力）影响了另一面（实质性的决策权力）的正当运行。权力有意无意地服务于少数群体的利益，这就降低了权力的合法性。（3）隐蔽议程的存在会在政治上出现“双向危害”。对政府和执政党而言，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不可怕，因为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社会问题解决得越为妥当有效，其合法性越高。但隐蔽议程现象的存在却会使得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认为它已经成为特权阶层的代言人。而从民众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议程私域化、隐蔽化现象的存在会实质性地损害民众利益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文章来源：《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网址: http://www.sdlxyjyjzzz.cn/qikandaodu/2021/0420/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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