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学员们有点担心，生怕钱学森用英语讲课听不懂。因为大家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一直用英语讲授工程控制论课程。他能在回国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用汉语把如此深奥的工程理论课讲清楚吗?没想到，钱学森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完全是自己充当翻译，没有夹杂一句英语，令大家非常吃惊。原来，为了讲好课，他花了很大工夫，多次向别人请教英语单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比如“randam”一词，他综合比较了许多人的意见，最后才确定翻译成“随机”。

更神奇的是，钱学森讲课从不带书，就拿两张纸和一支粉笔，板书写得非常清秀、规范，讲课详略得当、提纲挈领、引人入胜。这个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人才，日后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导弹研制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在钱学森的倡议下，国务院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在工程力学研究班讲授“水动力学”。从1958年底到1959年初这段时间里，钱学森每周讲一次课。在当时人才奇缺的国情下，他打破了一个老师带一个研究生的传统做法，用集体培养的办法，较快地培养出了一批研究生。

光办研究班，钱学森还是感到“不过瘾”。1958年2月，一些科学家共同倡议创办一所新型大学，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钱学森也是积极的倡导者之一。1958年6月2日，这所大学被批准成立，校名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1958年建校伊始到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搬迁至安徽合肥，其间12年，钱学森一直兼任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后改为近代力学系)主任。

钱学森对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对数学。他说过，力学家的看家本事就是会算。有一次，他问工科毕业的辅导老师:在大学期间做过多少道数学题?得到的答案是300多道。钱学森又问力学系副主任:学生一般要做多少道数学题?回答是340多道。钱学森说:这可不行，中国科技大学应该比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更高的要求，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最后，学校决定58级学生晚半年毕业。钱学森选用《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开了一门课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学生们普遍反映，虽然晚毕业半年，但打好了基础，终身受益。

4“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每月工资为350元。后来他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增加补贴1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薪了。

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当时钱学森的日常工作已转到了航天领域，但他的工资关系还在中科院力学所。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减薪的事，便主动给力学所党总支书记写信要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450元减至331.5元。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工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时都没有变过。

在工资收入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用稿费改善一下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但钱学森总是说:我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更需要帮助，所以每当有了稿费或者其他收入，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出去。

1957年初，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当时他响应政府号召，用此款买了国家公债，公债到期，连本带息总共1.15万元。1961年12月，钱学森把这笔钱捐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凡是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己的稿费让给合作者。他常对合作者说:我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在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著书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元全部让给了合作者。

在“万元户”仍是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改革开放之初，钱学森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次捐款上百万元。199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何梁何利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这笔巨款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委托书，授权秘书把钱转交给促进沙漠产业发展基金管委会，支援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5“责任在我，不在你们”

当面对失败，科研人员顶着很大的压力时，钱学森非但不会批评他们，还主动把责任承担起来，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查找原因、解决问题上。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升空后不久便解体坠毁，坠落在离发射塔仅600米远的地方，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坑。导弹总设计师林爽围着这个直径30米的坑直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钱学森完全理解科研人员的沉重心情，他看到负责总体设计的科研人员灰溜溜的，没有批评他们，而是主动给他们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大胆地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实验方法，其他的事不要去想。

文章来源：《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网址: http://www.sdlxyjyjzzz.cn/zonghexinwen/2020/1010/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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